若对缴费、投资收益和待遇支付3个环节有征税和免税两种选择，则对于企业年金整个运作过程的税收就有8种模式，即：

注：E(exemption)表示免（减）税，T(tax)表示征税

在8种税收模式种，EEE模式和ETE模式使国家税收流失太多，易造成福利水平的过度，给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不太常见；而TTT模式、TET模式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年金增值率较低，从而导致雇员待遇给付水平较低。从对西方工业国家的企业年金税收模式统计上看，采用EET的国家占绝对的主导。EET模式虽然会使政府减少一些眼前的税收收入，但却具有非常多的优点：一方面，在企业年金计划运行的前期，税收的减免会使参与者真切地体会到企业年金带来的好处，容易对企业年金产生认同感，因而会提高企业年金计划的参与率。另一方面，一般个人所得税往往采取累进税率进行征收，而养老金水平显然不如员工在职时的收入水平，因此对于养老金适用的边际税率要大大低于工作收入，这就使员工在个人所得税上获益不少。综合分析，EET模式是企业年金8种税收模式中最为科学合理的一种。

说到贸易政治/策，我记得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划分，Micropolitics和Macropolitics。micro的部分，表现出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反映选民（团体）意见的，也就是典型的principal-agent关系，国会议员代表选民意见（当然，这个选民意见是有保护倾向的，参见第三节）。还有另一个macro的部分，也就是大方向上的控制，表现在美国对GATT/WTO、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和推动，这是区别1934年前后美国贸易政策体系重要的一点。

表现在制度体系上，就是通过1934年的RTAA（互惠贸易协定纲领）把国会对贸易政策的部分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前面说过，这就是一种压力转移，行政部门有着区别于国会的任务。

表现在支持的动力上，一方面，有Smoot-Hawley法和大萧条以及随后二战的教训——以邻为壑的政策不好；另一方面，冷战的考虑需要美国对欧洲、日本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盟友开放市场并同时接受他们对其产品的歧视，以保证其经济恢复；再有，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非常优越，大部分产业的竞争优势明显，不会受到影响，大部分公民也被自由贸易思想影响，甚至连后来最具保护倾向的纺织品行业在当时都是站在开放贸易一边的，主动要求协助日本的同行。。。

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美国经济遭到石油危机和几次衰退的打击，美国贸易赤字大增，强势美元，东亚出口贸易国的兴起和低价产品的进入。。这些变化带来的冲击开始通过micro的机制传达——保护提案增加、保护势力兴起、保护思潮上升。但是macro的机制也开始运转。

很好的表现这种macro机制的例子如：国会把推动开放性贸易政策的initiative(WTO、自由贸易协定)委托给了总统和USTR（贸易谈判代表），并且几乎总是延长总统在贸易谈判中的fast-track authority（总统一旦和外国政府达成贸易协议，国会必须在短时间内审阅并且投票，而不允许加上任何附加条款——减少贸易保护势力的影响）。这种机制也从另一个方向间接的发生作用。自从1934年美国关税开始不断降低之后，贸易救济案件飙升。数量的上升反映了受损行业及员工数量的增加，这是正常的（是不是可以说是民主国家在贸易政策的制订上根基更加牢靠呢？）；1948年到1962年，负有调查责任的Tariff Commission（属于1934体系的一部分，quasi-judicial），调查了113起贸易救济请求，但他们只推荐了其中的41件，而总统只批准执行了推荐中的15件，13.3%的成功率；1962到1974年情况更糟，Tarriff Commission在这12年内只考虑了30件，推荐了其中的4件。反补贴案件的成功率(CVD)也好不到哪去，34-68年提出了191起，只引发了30起，到74年也只增加了11件成功的案例。可能与普遍印象相反的是，反倾销申诉的成功率最糟，1955-1968提起371次，只有区区12件引发了反倾销措施。70年代的数据不引用了，获得通过的成功率增加，但变化仍旧属于modest。真正的高峰在80年代，主要表现为反倾销。这段时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增，美元上涨，竞争力大跌，尤其是相对于日本。通过micro机制的保护洪流大大增加，macro机制的闸门不可能单独抵挡，只有通过special rules(反倾销，反补贴)、special deals(钢铁行业，汽车行业，纺织品行业)保证美国在大方向上继续对GATT/WTO合作的支持。

需要了解的是，那个年代已经不断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美国在一定条件下从GATT/WTO退出。别国公民也许可以简单说一句“你美国退出就退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可以完事，但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影响，也知道政策制订有别于口头交流。这种威胁虽然也许比较极端，但他是一种“非诈胡类”威胁：1.美国的trade/GDP比例比欧洲/亚洲都要低，他们退回到1934年前的贸易封闭状态所需付出的成本也相应更低。2.GATT/WTO的确一直靠美国在推动，每一轮都是他们启动，欧洲人的税率也是通过他们的谈判降低下来的；而通过MFN（最惠国待遇），发展中国家不通过谈判努力就可以获得free riding（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关税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下降关税）——对于这种优惠待遇做价值判断太复杂也没有必要，但有必要考虑一下政治现实。在主要谈判国（欧美）开始受到发展中国家出口冲击的情况下，在主要谈判国（欧美）占据竞争优势的服务业、知识产权业无法有效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这种优惠待遇是不可能继续无条件地维持下去的——否则，发达（民主）国家的国民也要质问，政府究竟是在替谁办事？克林顿努力通过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TO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美国国内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WTO是否会侵犯本国主权，降低本国劳工生存状况，压低本国环保法案——实际情况正如此，除非不断增加相关附加条款——但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主权——谈不到一块儿。这也是为什么WTO的nonpreferential treatment逐渐开始被侵蚀，数量越来越多的preferential/regional trade agreement开始兴起的原因。大家觉得150多个国家聚在WTO一起谈，志趣差异太大，付出/成果比例差距不合理，效率太低下了；不如咱对相同问题感兴趣的，有愿意付出谈判交换代价的，凑到一起——经济状况决定了无代价的谈判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种经济基础转变的情况下，macro大方向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了：只有通过不断推进贸易开放，才能增加并且壮大那一部分支持贸易开放、反对贸易壁垒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国内出口商（需要开放的贸易体系）、国内零售商（不希望诸如来自中国的衣服被加惩罚性关税），国内使用外国中间产品的生产商（到处找寻低成本供应链）——这些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并且将进一步加强。美国各界的总统和行政部门了解这一点。提供他们继续了解和增强执行力的动力就来源于美国保持其在国际上地位的目的以及他们对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利益的判断。这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该不会发生变化。

希望你不要觉得，怎么好像美国的政治需要我们来操这么多心，丫又不是我选的。目前的事实是：已经有了一个国际贸易体系和相应的法律，这种体系的开放对贸易占GDP比例非常高的中国有利，而对这种开放的维护是需要一定的leadership的——当长一段时期内由美国提供。对于中国而言，慢慢地、delicate地让“将本国意志融入国际条约”是可行的方法。America Bashing, China Bashing, Japan Bashing，要么就是由贸易保护主义者自己发出，要么就是在间接帮助贸易保护势力获取优势。中国的technocrat，也需要尽量把positive factors融入到technical details中去，而不是让狭隘的民族主义占据上风。具体事情具体对待，非常delicate，“小心地向民众描绘对方，既不要太坏，也不可能太好”，美国有三大报纸在贸易上对中国的不利处境进行平衡，中国的媒体、学者也需要一定的平衡。General attack的作用恐怕就是让真正的贸易保护势力得到口舌，把游离在中间的议员和无所谓的选民推到另一边，而让"free trader"的名号给另一边的议员和总统带来更多的disadvantage——其实fq式的思考方法很有诱惑力，不可否认；但不是每个角色都可以不审视自己的行为。
 

China Basher是最近流行于西方各大媒体以及网络的词，结合看到的一些评论谈谈想法。

探讨的话题是Global Imbalance，全球经济失衡。主要症状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
有一拨儿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中国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中国带有限制消费作用的政策使得中国人的收入大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这导致了国内消费不足；另一部分被转化为投资，重复建设，带来产能过剩。这两者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型经济，进一步扩大美国-中国的贸易赤字。美国人关注的是，由于这些贸易赤字是通过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库券维持的，不断增加的购买导致/维持了非常低的长期利率，美国房产市场的抵押债券收益率受其影响，显得过低，刺激买方，导致了目前的房产泡沫。

再具体一点，消费者担心的是泡沫一旦破灭，业已负债消费的美国家庭（们）将会破产；经济学家担心的是，利率继续被中国的高消费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控，会导致未来某一时间的经济硬着陆；议员关心的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涌入，从纺织品到不远的将来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将导致美国大量低技术工人的失业，如果可以表现得对中国强硬一点，可以拉到不少选票，当然，也有利于继续维持美国业已高的惊人的个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

经济学家的论据是中国的经济政策抑制了消费，议员当然会采纳这种观点，进而加上中国是通过榨取低技术工人福利和工资增长机会的方式以及范围广泛的政府补贴，使出口企业获得[U]不公平[/U]的竞争机会的。

还有一些老牌反共产倾向的利益集团对中国这个经济体的扩大本身就存在非议，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使用一切力量来削弱这个“看不出来能和俺们友好共存的”国家的势力。

当然，声音也不是就这一个，大部分的经济学家还是指出，这个失衡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本身，一来是政府不断扩大的赤字（原因众多：军费、减税），另一个则是美联储的错误决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格林斯潘对房产市场泡沫的影响（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在他任职期间就提出了）。不过作为美国经济学家，他们不太好提出的另一点，就是美国人过高的消费欲望（好像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美国家庭普遍进入负债状况，存款率变为-5%），作为低息状况下的个人选择自由，在自由经济体是没法批评的。但负储蓄率依旧是一个事实，用经济理论解释，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在时间选择上有不同的偏好，美国这一两代人选择了当前的较多的消费/较少的储蓄，而东亚则选择当前较多的储蓄（出于对未来生活成本增高的担忧：子女教育、父母赡养、越来越私有化的社保、越来越高的税收）。

这里的问题在于，经济决策不是仅仅从经济理论上来考虑的，尤其当问题涉及国际问题的时候。看看贸易，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比较优势不在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发生迁移是正常的现象。贸易自由这本身就是美国在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最为强调的原则，如果不是为了保证欧洲盟友的经济恢复以及对国内劳工运动的抑制，美国的商品很快就会充斥欧洲市场，西欧区域内的贸易也不会那么快发展起来。关贸总协定作为战后体系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里已经考虑到了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工的福利问题，为避免发生社会动荡，纺织品、农业这些部门在发达国家已经长期被保护。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乌拉圭回合，也就是关贸总协定变为WTO的那个回合，发达国家是拿纺织品和农业作为交换，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知识产权方面做出让步的，结果后面那两个让步做出了，可是对纺织品的一个长期保护协定直到最近才被取消（然后又以某种形式延长了），而农业在最近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则没有丝毫进展。民主国家要求中低收入群体做出让步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战后的社会契约（凯恩斯契约）就是用社会保险、福利来换取大众对全球化、自由经济体、自由贸易体的支持。现在，各阶层普遍感到这个契约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中国成了这个威胁的主要来源。采取的对策目前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强求中国升值，无论哪种。使得这种单方面压力获取合法性的方法自然就是把共产党政权和低消费、剥削劳工、贪婪得聚敛外汇储备联系起来。

可是中国相对于美国仍然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对美国经济决策的影响虽然正在增加，但是离目前被很多美国人所感知的程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计算后发现即使人民币升值30%，对美国贸易赤字的改善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对其恶化的这种趋势毫无帮助。China Basher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不无道理，内需受到了某种抑制，产能过剩，出口主导型经济，这些都存在。但这些和美国经济失衡的联系则被严重地夸大了。

具有保护主义的广大议员总是喜欢把美国描述成全球化的受害者，独自承担了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这点倒是很有意思，可是不是按照议员的说法来的。全球化可以分为紧密相连的三个部分：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自由化。现在跨境贸易的最大组成部分乃是跨国公司的贸易，这其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公司内部不同部门/子公司之间的贸易，最成功的跨国公司几乎都是美国的，而这些公司留给当地的利润很少，大部分是回报美国国内股民或者转化为中高层以及国内服务业收入的。资本自由化更是为美国的商业银行和证券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以及最低的风险，因为国际金融调整机制里没有针对贷方的约束，只有对借方的种种严格规定，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借贷双方的道德风险问题，但最后是借方破产，贷方被变相地bail out。

可美国国内的经济体系是典型的盎格鲁-美利坚形式，政府最小限度的干预收入分配，所以一个从亚当斯密强调自由贸易时期就同时关注的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解决，就是怎样通过收入分配补偿在自由贸易（全球化）受损的那一部分群体。我个人感觉是，在英美类型的自由经济体中，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如果类似北欧的那种大规模收入分配无法进行。虽然美国有比较高的税率，但是收入差距依旧在拉大。跨国企业和银行获得的丰厚利润大部分被保留，国家能力所能支撑的社会福利不足以抵消全球化中的相对劣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银行，几乎都不公布在中国的收入和利润，以及留存在当地转入再投资的利润，因为这些回到美国国内就会成为敏感的话题，今年好不容易在贸易保护声音几乎压倒一切的情况下，由美国一个对中友好（或者说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贸易游说团体出了一份报告，也就是说在华美国企业获利多少多少的那份，在中国广为留传，但是在美国依旧小心谨慎。其实回想一下历史，发展中国家因为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相对劣势受损的群体因为国家实力的薄弱（当然，也有国家/政府的漠不关心？）而从未被国际理论界/政界如此热炒的案例多如牛毛，相反，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是作为自由化利益的布道士出现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的。

回到那些使制裁手段合法化的说法，他们也有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提出中国的企业通过压榨劳工、获得政府补贴从而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的说法。最简单的评价就是，即使没有压榨，没有补贴，在纺织品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人相对于美国人还是有比较优势，除非大家拿差不多的实际工资。比较可恶的是，就算压榨存在，这无法作为要求提高百分之二十几的关税的理由，因为那样一来，受损失最大的只能是那些“被压榨的工人”，道义说教是虚伪的，问题并不是消灭地球上的虐待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政府补贴的说法也有问题，比如说最近刚刚受到欧盟反倾销制裁的浙江鞋厂，还有被美国多次提及的纺织品制造厂家，这些很多都是浙江的民营企业，靠的是地下融资，连国有银行的贷款都很难得到，哪里来的政府补贴？（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贸易政策里反倾销的算法，基本上是贸易理论公认的最明白的糊涂账）。比较优势决定贸易形式——一句话既可概括。

这就回到国际经济体系最根本也是最经典的一个问题了: Who Adjust ? 世界经济是在不断变化的，各个经济体都在变化，这期间会发生相对优势的转移，汇率会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有的国家会出现支付问题，等等。运作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可以通过合作完成调整。可是由于实力的不均衡，即使在建制独立的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合作机构（国际清算银行）中，调整的成本几乎总是落在没有话语权的一方的。

最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购买利率低到被美国经济学家称为废纸的美国国库券。一方面政治因素很重要，另一方面，外汇储备作为很重要的资源必须投资在最安全或是最重要的地方，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并不多，但是这正在改变，比如说注资国有银行促进改革（同时让外资入股，分担风险），设计养老金、社保、医保体系，以及最新的农业改革以提高农民收入方案等等。在国际上的投资则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国际收支帐户需要平衡，美国的贸易顺差要通过资本逆差实现平衡，钱回到美国有两个形式，债务或者股本，前者就是国库券，利率很低，后者就是买美国人的公司，比如说买他们的石油公司。很遗憾的是，这条回报率较高的通路已经被议员们用“国家安全”这个古老的借口堵住了（虽然未来可能有所改变）。美国人自己在法国收购遇到希拉克以保护文化及国家安全的理由阻碍之后，嘲笑对方“French yogurt nationalism”，且不知法国人眼里的美国人可能要比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更加危险 ~ ~

前景如何？不容乐观。虽然双方都在调整，外管局刚刚表示过度的不平衡需要采取措施调整（算是回应大洋彼岸的声音），胡总即将访美接受布什、斯诺新一轮压力，最新的农民增收改革也在出台中以提供扩大内需的可能性，美国那边也开始在全国讨论成本过高的医疗保险体系如何改革以应付国际竞争的话题。但是古老的问题依旧存在，实力不均衡，话语权不均衡，调整必然无法做到对等（非美国vs美国），加上美国人没有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贸易的那种执著，甘愿为了支持自己的意识形态霸权和国际名声而承担社会成本，美国国会一加压力，尤其是中期选举后更加关注中低收入阶层且对中国政府一向看不惯的民主党一旦占领国会，很有可能就是“我不要硬着陆，你来”的结果。